关城古庙文化简析续三：——“天崩地解”的明代宗教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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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崩地解”的明代宗教思想

有些学者认为，明代是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庙堂，历经两千多年的苦心营建，已是“将圮而未圮”“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明代士子们已逐渐认识到了对传统意识进行深刻反思的必要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潮水般冲击着封建思想和文化的藩篱，又为士子们进行这样的批判和反思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明代尤其是晚明思想界于是发生了天崩地坼的裂变。而这种剧变的根源蕴含于社会经济领域之中。

（一）明代宗教观剧变的根源——农耕文明的鼎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至十八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停滞”，已至“日落时分”。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仍然在发展着（只是这种发展相对于同时代的欧洲稍见迟缓），并且创造了中国农耕文明的鼎盛时期。商品经济亦有较大发展，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了强烈冲击。
明代农耕文明的鼎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明代，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全面高涨。宋应星《天工开物》广泛涉及30种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明太祖建国后，总结元亡教训，提出了“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的思想，竭力主张发展农业生产，“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给民以“实惠”。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实行屯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工程、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引进外国新的农作物品种等，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到洪武二十六年，“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农产品得以被更多地投入市场。适应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专以生产农产品获利为目的的经营地主出现了。

其次，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且手工业中的经济关系较前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手工业的封建束缚得到松弛，二是民营手工业逐渐取代官营手工业而居于主导地位。明代工匠基本上分住坐（地方工匠）和轮班（在京工匠）两种。永乐年间规定，无论是住坐还是轮班在服役期之外均可“自由趁作”，表明人身依附关系已开始松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嘉靖年间更进一步规定班匠一律纳“匠班银”代役。

最后，商业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发展迅速，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丰富使得“商人里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传统的行商坐贾、买贱卖贵的经营方式改变，商人的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密切结合起来，成为产、销的中介。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的记载，充分反映了手工业生产对商人的依赖。富商巨贾结成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如徽商、晋商、闽商等），全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商业资本支配生产，为自然经济的松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农耕文明的鼎盛和由它所导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明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深刻的变革。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既已遭受挑战，一股强劲的活力也被注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士大夫宗教观发生了与前代不同的变化。

（二）明代士大夫宗教观的变化

表现之一：对待传统宗教的态度，由历史上士人的敬而远之式的盲从与沉默一变而为公开的嘲讽和不信任。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教日益世俗化，宗教世界朦胧的神圣感逐渐消隐，黑暗与腐朽的一面凸现出来。佛教方面，明代僧人湛然圆澄著《慨古录》对当时僧风的腐败和僧人队伍的庞杂性感慨万端：“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为牢狱逃脱而为僧者；或为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为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这样的僧尼“一生之事已毕，意不知五蕴、六尘、四禅、八解为何语。”至于道教中日益世俗化的道徒也混迹于市井，以炼丹求仙、点石成金的骗术来攫取财富的劣迹，亦为明代的许多笔记与小说所记载。

但是，宗教在法律上毕竟仍得到统治者的保护与尊崇（下文将会论及，这种尊崇与前代有质的区别），因而，在明代严密的文网之下，士大夫难以通过系统化理论化的著述对宗教进行抨击和批判，也为探究士大夫宗教观带来了一定困难。尽管如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它所促进的市民文学的繁荣，使我们可以借助明代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来了解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表达他们对传统宗教的嘲讽和不信任的。

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虽取材于宋，但向来被学者认为是研究明代尤其是晚明世风的重要资料。作者在书中描写许多佛徒与道士的活动，嘲讽之情溢于笔端，深刻揭示了晚明佛教文化的财色化和道教文化的欺骗性、腐败性。书中的道教斋醮活动，被认为是道士借以敛财谋利的工具；潘金莲为武大郎“念佛烧灵”时，众僧丑态百出，作者就此评论说：“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个‘鬼乐官’，四个字便是“色中饿鬼”。”更为深刻的是，作者对这种虚伪性的批判，没有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上，而是显得十分理性化：“琳宫梵刹事因何？道即天尊释即佛。广栽花草虚情意，待客迎宾假做作。”

表现之二：“人性”对“神性”的反动——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
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晚明士大夫宗教观变化的直接反映，包括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构建和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反抗。

各种宗教在价值观上的共性，就是它们都以神为价值判断的主体。佛教把人的现实生活描绘成无边的苦海，号召人们通过修行以达彼岸的极乐世界，在一开始就创设了一个出世的理论前提；道教虽然把它的洞天福地和现实中的秀美山川联系起来，但也标榜自己是超凡脱俗的——总之，“俗人”在它们的价值体系中没有应得的地位，他们是以“佛”和“仙”的身份来品评众生，拯救众生的。与此不同，思想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构建：个人不仅是家族、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具有独立意识和健全人格的自我，是价值判断的主体而非等待品评的客体，是社会价值法则的创设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改变自我的途径在于自救而非他救。

前文已经指出，这个时期的宗教徒已日益财色化，但他们仍要以因果报应的学说和种种戒律来“警醒”世人，势必引起世俗社会的极大反感

表现之三：以“实学”反对“神学””——自然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
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近代思维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以李时珍、朱载堉、宋应星等人为代表的明代科学家，不仅创造了中国传统科技的顶峰，而且通过他们的研究，显示出强烈的反天命倾向。冯天瑜先生指出，近代思维的基本形态是数学语言和实验方法。徐霞客遍游山川，以实地考察的第一手资料来弥补旧的舆地图的偏差，已显示出近代实证科学的萌芽。近代科技成果的取得和思维方法的渐趋成熟，为反对神秘主义的信仰和崇拜提供了科学的工具。

在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意识时，在社会宗教意识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士大夫宗教观的变动对其它两个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明代士大夫对传统宗教的嘲讽和不信任，对“人性”的重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所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显现出他们对传统宗教意识的背叛。这种宗教观又通过参与政权和教化百姓，深刻地影响到官方宗教政策和民间宗教意识，使它们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

野人老J于 2006-03-14 20:45:15 发表在分类：关城古庙文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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